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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户们(一)
  • 2019-10-29 15:00:00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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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鲜出炉的《2018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杭州位列新一线城市第二名。这座城市的巨大潜力,正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阿里巴巴、吉利汽车等本土企业名扬海外;未来科技城等创新创业园区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技术和资金;自G20杭州峰会召开后,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亚运会也将先后在杭州拉开帷幕……

 

人们在涌向杭州。有人只想当一个过客,领略西湖的美丽风光,目睹杭州的华丽蜕变;但越来越多的人,把在杭州安家落户视为奋斗目标。

 

而要容纳这些日益汇聚、增殖的资源和人口,就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在不断向外扩张版图的同时,杭州内部也在进行再规划和再建设。于是,大量主城区和周边地区的原住民有了新的身份——拆迁户。

 

 

拆迁之后,身份变了吗?

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居民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引发了“民工潮”。城市户口,在当时意味着从“泥腿子”转变成“城里人”,正式融入城市生活,获取更多来自城市的资源。但随着国家政策向农村倾斜、大部分地区城乡差距缩小,旧有观念被改变,“农转非”频频遇冷。

 

对杭州郊区的农民而言,放弃原有的责任田和宅基地,接受杭州市居民的新户口,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接受的一个结果,而非选择。在经历内心种种纠结、抵触、不解之后,有些人开始适应新的社会身份,有些人始终无法释怀,不断寻找着过去的生活痕迹。

 

    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召开后,钱江新城灯光秀成为了杭州的一张新城市名片。夜幕降临后,在钱江新城核心区沿岸30栋高层建筑的外立面上,70万盏LED灯汇集成一幅幅具有“中国气派、江南韵味”的画卷。

 

 

除了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谁也没想到,就在二十多年前,钱江新城所在的地方也不过是一片滩涂与农田。

人物1 何大叔

“庆春城外菜篮子。”56岁的何大叔依然记得村民们天没亮就挑着蔬菜往城区赶的样子。“以前生活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但日子也是越过越好的。”他所在的江干区三堡村,曾一度是杭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房。何大叔回忆道,当时村子通过新农村规划先建起来一批三层楼高的小别墅,还引来十里八乡的人前来观摩。“那时候附近都是破破烂烂的农村平房,哪有这样气派的房子?别的村子都很羡慕我们,起重机一开过来就有人来参观。”何大叔一家人幸运地成为第一批分配到新别墅的村民。他们认真地装修了房子,第一层和第二层自己住,第三层则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


没想到的是,杭州城市化的步伐太快,村里“让家家户户都住上小洋房”的规划还没实现,已有的别墅也要拆掉为钱江新城二期建设腾地。拆迁工程队的车子驶进村子时,他和许多村民都在现场,看着起重机再一次推平了自己的房子。这一次,他们的新家是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安置房,一住就是五年。

 

出于整体规划的需要,从拆迁到回迁一般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跨度,称之为过渡期。大多数被采访者都已经等待了五到六年时间,并且也相信至少还要再等上三年。过渡期间,拆迁户的安置政策因街道而异。

 

三堡村早在拆迁之前就已经由村集体出资造起了多层农居安置房,每户人家可以入住一套。这套安置房不用交钱,最后分房时按照平方数算到拆迁分的房子里。“想住多大是自己决定的,有些人家里人口多一点,要结婚了或者孩子大了,就可以多登记一点。”

 

尽管避免了在外租房的麻烦,何大叔仍旧一肚子不满:“再大户型的安置房也不过一百多平,我们过去住的可是几百平米的别墅呢!”对他来说,户口本上字眼的改变,让他失去了原本作为农村户口享有的土地和新农村建设优惠,反而使居住空间大幅缩水,生活品质也因此下降。

 

何大叔的想法并非个例。杭州郊区曾一度独立于城市规划管理之外,也不需要面对高涨房价的冲击,三层以上的排屋和独门院落随处可见。但拆迁过后,许多农民“赚钱盖一所气派的房子”的梦想破灭了。

 

 

人物2 李师傅

    而生活在京杭大运河河畔的李师傅,却盼拆迁盼了好多年。拆迁前,他在家附近的小区里当保安,妻子则在一家企业里当清洁工,一家三口住在自建的农居房里。房龄二十年以上的建筑、杂乱无章甚至垂挂下来的电线、坑洼不平的街面、拥挤的道路,是他对当时社区的印象。

 

城中村的住户们通常会把自己的房子分割成许多个大小不一的单间,用于出租。为了增加收入,李师傅家也隔出了三个房间,供自己居住的实际上只剩60平米。他已经记不清接待过多少租客,只记得他们几乎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这里环境不好,也只有他们愿意租,价格也很便宜,一年到头就万把块钱。”

 

但流动而庞大的人口带来了社会治安上的隐患。“来这里租房的三教九流的都有,隔一段时间都能看到几个新面孔。”他的女儿那时候刚上小学,妻子因为听到几起抢劫案,放心不下女儿独自上下学,每天都要接送。

 

2008年,杭州拱墅区上塘街道的城中村改造如火如荼,李师傅所在的大关商务区地块也囊括其中。听到要拆迁的消息,李师傅感觉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几代人都居住在这里,但为了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他早就有搬家的打算,只是一直没有足够的资金。“想过把房子卖了换套新的,但是房子那么破,物业、绿化、娱乐设施什么都没有,没人愿意买。”李师傅在心里算了一笔账:拆迁不仅可以获得一笔赔偿款,还能住进像自己打工的小区里一样的新式住房。于是他爽快地签约了,并在三年后分到了大浒东苑的4套安置房。“每家每户通管道煤气,电梯通到家门口,小区里配套设施都很齐全,而且附近就有欧尚超市、迪卡侬、百安居……”李师傅打开手机地图,指着上塘高架路旁一片鳞次栉比的住宅区满意地说。

 

工作轮休的时候,李师傅还会带着孩子回运河边看看。“真的完全认不出来了。房子都很新很整齐,还有很多高楼大厦,完全是现代都市的样子了。”而吸引孩子的则是运河沿岸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街区和非遗博物馆。“我的小儿子学校春游的时候,老师带他们去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他就会跟同学说,自己以前也是住在河边的。”

 

面对城市居民的新身份和生活中日新月异的变化,李师傅适应得很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人要越变越好,杭州也要越变越好呀。” 如今,除了继续干小区保安的老行当,他还找了一份十分“时髦”的兼职——滴滴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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