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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户们(四)
  • 2019-10-29 16:01:00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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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对于拆迁的报道,一度集中在拆迁引发的矛盾冲突上,特别是拆迁过程中出现的极端行为和严重后果。

 

曾经,关系的不平等和信息的不对称让不信任在政府和拆迁户之间滋生。原本居住的场所将被夷为平地,这一开始让许多拆迁户在情感上就无法接受。更严重的是,不同的拆迁主体间缺乏沟通和反馈的渠道,让拆迁户习惯使用日常抵抗和集体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许多问题进一步恶化。而现在,政府在拆迁过程中承担起更多责任,日益透明坦诚的态度,也逐渐改变着拆迁户争取权益的方式。

 

但作为现在进行时,“拆”的过程始终充满着戏剧性。“暴力拆迁”和“钉子户”仅仅是这一过程的部分现象,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要达成“拆”的目的,经历了多少拆迁户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又发生了多少游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界的故事?

 

拆除中的城中村


人心,是拆迁中最大的变量

2017年底,浙江大学cc98论坛上的一条征婚帖登上了十大,帖子内容中赫然写着:“本人拆迁户,想找个女朋友尽快结婚。”

 

“这种情况很平常,”何大叔转了转茶杯,跟茶室的服务员又要了一壶水,摆出一副要长谈的架势,“拆迁过程中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由于拆迁分到的房产面积和一户人家人口数的多少紧密相连,无形之中加快了许多人组建家庭的步伐。何大叔的多年好友有一个女儿,到了适婚年龄,被他介绍给邻居的儿子,谁知对方才见了三面,就提出想要结婚。“没有感情基础,就是为了多一个人分房,这怎么行呢?”女孩直接拒绝,这次相亲也不了了之。

 

有坚守底线的,也有抵不过诱惑的。坐在一旁的徐老板插嘴道:“我就知道有一户拆迁户假离婚,差点弄假成真。”他口中的拆迁户,是一对结婚多年的中年夫妻,为了能往同一个户口里尽可能多地添置人数,协议好各自组建新的家庭,等分到房子再复婚。谁知,婚姻生活中长期积累的问题随着离婚骤然爆发,亲戚朋友轮番协调了许久,两人才勉强放弃了真离婚的念头重归于好。

 

方文的身边也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故事:有研究透了拆迁补偿各种条款后急急忙忙将婚期提前的,有因为娘家的赔偿政策更加优惠而离了婚把户口迁回来的,也有几年前就离婚了,但因为可以参与分房怎么也不愿意把户口迁出去的。“每个拆迁地区冻结人口有早有晚,这些人其实都是在钻政策的漏洞。”

 

的确,法律和政策层面并没有明文规定,拆迁前后不能结婚或离婚。尽管大家都知道目的并不光彩,但只要符合相关的法律程序,婚姻状况的变更就具有法律效力。

 

多一个人就多几十平米的杭州房产,又有多少人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呢?即便是坚信婚姻是感情至上的何大叔也对于外来人口和杭州本地拆迁户结合不仅可以落户还能参与分房,本地拆迁户之间结合却不能再分一次耿耿于怀。“外地人自己家那边说不定也已经拆迁分过一次房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分两次?明明我们本地人对杭州的贡献更大!”

 

 

当成为拆迁户之后,许多人便仿佛忘记了“诚实”的传统美德。除了假结婚和假离婚,从不断修改和增添的房屋补偿条例里,亦可以看见,拆迁户们是如何“各显神通”,增加户口和房产的价值的:“被补偿人在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出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后,进行装修、翻(扩)建的,不予补偿,不作为安置依据”,针对的是那些紧急装潢争取更多房屋赔款的住户;“私有住宅用房附属的禽畜棚舍、室外厕所、门斗等,均不作原住宅用房建筑面积计算”,是针对那些故意搭建附房争取更多赔偿面积的住户的;“对已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的拟安置人口,需结合其实际享受面积情况重新核定安置资格和安置面积”,是为了杜绝有住户假报家庭情况反复申赔……


有些临时抱佛脚的行为无伤大雅,有些却已经因涉嫌金额过大触犯了刑法。2010年铁路征迁推进到萧山,一家企业的老板孙某联合骆某、魏某和李某,对已有的厂房进行突击装修,另搭建了总面积为6585.7平方米的违章厂房。孙某伪造了该厂房是2009年投入使用的虚假证明,顺利将其纳入拆迁评估范围,最终骗取了400多万拆迁补偿款。而就在2018年3月,四人被萧山法院判处诈骗罪,获刑7年到10年,此案也成为萧山首例拆迁诈骗案件。

 

无独有偶,2017年7月,杭州市转塘街道两对夫妇被起诉诈骗,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假离婚”的热议。在这起案件中,骆某和方某本是夫妻,为了增加回迁安置人口,找到一对安徽夫妻相互结婚,获得了总价值116万余元的安置面积和过渡费。2017年初转塘街道联合公安部门对历年拆迁安置信息回顾时发现,骆某和方某的婚姻状况存在异常,两对夫妻随即落网。

 

怀璧其罪。为杭州的城市化进程离开故土的拆迁户,理应得到妥善的安置和赔偿。但怎么补偿、补偿多少,本是由客观政策决定,人心,却成了其中最大的变量。面对利益,有人投机取巧,也有人做出了违背良知和法律的事。即便一时得偿所愿,换取了比他人更多的赔偿款和房产,但增添的财产,真的仅仅是一串单纯的数字吗?随之而来的婚姻、情感、子女、赡养,甚至法律责任等后遗症,也许只是潜伏期。

 

面对拆迁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异象,政府加大了打击整治的力度,却始终难以根治。利益当前,许多解决方案都显得苍白无力。正如方文所说:“有些道理在这里讲不通,法律也不能。”

 

公平的政策与灵活的实施是拆迁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公平公正,作为杭州市政府制定拆迁大政方针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体现在地方政府颁布的每一条重置格价标准、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安置保障条款和通知中。但这些理论上适用于杭州所有地区的拆迁赔偿政策,在具体实施中依然保有余地。

《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章第十五条明确说明,征地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和暂保使用的房屋,应当自行拆除,不予补偿,不作为安置依据。

 

乍一看,许多被拆迁地区的主房都是二三层高的小洋房,外观相当不错。但每家每户几乎都绕着主房另建了附房,有的住户周边附房的面积比主房还要大。这些附房,包括许多因少批多建而比规定拔高了几层的农居自建房,为这里的住户们提供了少则20多万多则上百万的房租收入;可作为过去住房建设不完善的历史遗留物,却是拆迁工作中极难清除的“城市牛皮癣”。

 

小吴在工作中最头疼的事,就是向住户解释核实过后的住房面积。“如果是违章建房,按规定不仅不能赔偿还要自己拆除。”但她也理解住户们的心态,“住了这么久,突然被告知这些不算自己的房子,以后也不能收那么多房租了,心里有气也正常。”双方僵持不下,总有一方要做出妥协。小吴表示,这样的情况实在太普遍,所以拆迁指挥部在确定赔偿方案时还是会酌情考虑。“毕竟我们的拆迁指标是定时定量的呀。”

 

同样的情况不止出现在江干区。方文也透露了街道处理违章建筑的办法:“先私下里跟拆迁户商量,多算点面积或者多赔点钱,如果对方实在太过分,就只能按照法律法规强制拆除了。”

 

为了尽可能顺利地完成拆迁指标,拆迁相关部门大多先以宣传教育、协调沟通、酌情处理等柔和的方式应对住户提出的要求,而在住户眼里,这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信号。试探底线,软硬兼施,先礼后兵,这些在商场和战场上常见的“计谋”,却常常在小小的街道办公室里上演。

征迁工作

 

何大叔对拆迁部门打出“公平公正”的口号嗤之以鼻。“越老实越吃亏!”“表面上签约,大家拿的钱都差不多,私下里没签约的谁知道给了多少?”他最牢靠的证据,就是自己也是“私下交易”的参与者。

 

在拆迁文件下发以前,何大叔已经收到了风声。听说家中产生经济效益的产业在拆迁后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他马上买了一批信鸽。让他没想到的是,预计三四个月后就会落实的拆迁,直到四年后才开始实施。信鸽从一开始的三四十只不断繁衍,最后变成了四百多只,他们家不得不腾出原本用于出租的整个三层来喂养信鸽。何大叔苦笑道:“那几年,真的是一场噩梦。”早晚两次定时喂水喂食、打扫鸽笼、收集足有几麻袋的鸽子蛋,让出趟远门都变成了奢侈;室外气温有二十多度,室内就有四十多度;每次放飞信鸽的场面虽然壮观,但总有十几只再也飞不回来;买鸽食、修鸽笼、清理费、水电费等成本越积越多……

 

辛辛苦苦养了四年多,最后街道估价10万元,何大叔急了。“肉鸽才卖那么便宜,我这可是信鸽!”跟街道协商了好几天,最终又多赔了10万元。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十分委屈:“连成本都不够呢!”

 

不知何时,“拆得越晚赔得越多”、“不走关系就要吃亏”、“政府的便宜能占就占”等思想,成为拆迁户群体中公开的“潜规则”。许多不法之徒却借助拆迁户想要提高补偿标准或提早入住安置房的心理趁虚而入。假装租户高价租房最后不愿搬走、自荐当钉子户骗取劳务费、假冒拆迁人员收受贿赂、假称可以帮助拆迁户投资理财等等,都是常见的骗局。

 

 

李师傅因为相信“潜规则”的存在,吃了一个闷亏。签约前,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自称是负责拆迁的某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要对他的房屋进行复查,还准确地说出了公司的全称和社区的基本情况。在交流的过程中,对方一再暗示他,“只要打点到位,就可以在估价上做手脚,多分点房子没问题”。他思想斗争了很久,最终给了对方1万元,并约定如果最终房屋面积真的增加了,就再给5万元。

 

收了钱后,男子再无踪迹。李师傅忍不住去拆迁公司打听消息,却被告知这个人根本不是公司的员工,留下的电话也打不通了。直到现在,他一想起这事儿还是懊悔不已:“听说这个骗子去好几户人家里都没成功,我当时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呢!”

 

在追求速度和指标的拆迁时代,或许真如何大叔所说,“私下交易”广泛存在。但事实上,因为实际拆迁情况太过复杂,许多条例标明,有些特殊情况是可以酌情调整政策的。例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房屋,如果符合四个特殊的条件,也可参照合法建筑补偿标准予以补偿;被征收住宅房屋面积小于最低补偿建筑面积的可以按最低建筑面积补偿,等等。也就是说,一些追加的赔偿,也许是有条例支持、得到批准的。

 

然而,如果没有熟读各种赔偿文件,我们无法判断,这种交易得来的赔偿款,哪些是政府因为体恤拆迁户的心理和物质落差无奈之下作出的让步,哪些是早在预料之内的合理合法的支出。如此,也无怪乎拆迁户们将自己或者他人多得的赔款和房屋,统统视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的战利品了。

 

拆迁,正在从对抗走向和谐


地方政府本应该在涉及拆迁的众多主体之间扮演中立、协调的角色,避免不必要的、非正常的干预。但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政府不仅可以完成城市规划的指标,还能获得土地出让的收益,是权力与利益博弈中绝对的获益者。从经济立场上,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正相关,并偏好与之合作一同推进拆迁改造工作。因此推进拆迁时,“效率”和“指标”,难免会排在“拆迁户满意度”的前头。

 

意识到自己处于弱势的拆迁户们,一开始就对拆迁机构的宣传和介入抱有警惕心,而当政府的政策引发质疑或采取强硬的拆迁手段,就会引燃冲突的导火索。

 

杭州的拆迁之路也并非始终一帆风顺。


徐老板从事建筑行业二十年了,虽然不是杭州本地人,却承包过许多安置房项目,经常与拆迁户打交道,自诩为“半个拆迁户”。多年来拆迁户与政府关系的种种变化,他都看在眼里。

 

“十年前杭州拆迁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冲突,钉子户不愿意搬走,还拿出汽油跟城管对抗。”2008年,杭州市政府将杭州火车站枢纽工程2.3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项目变更为20平方公里,受到周边村民和居民的强烈反对。拆迁队多次与拆迁户发生冲突,现场十分混乱,徐老板受朋友的嘱托去保护一位拆迁户,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何大叔。“当时政府没有按照约定办事,赔偿和安置又不到位,老百姓都不愿意拆。”面对反抗,政府选择了强制执行,甚至出动了公安和特警,却让事态更加恶化。

 

而现在,这样的冲突事件渐渐减少。这首先得益于全国范围内对征地拆迁过程中公权力的不断探讨和界定。

 

暴力拆迁频频引发拆迁户抵抗乃至伤亡,引起了政府和公众对于拆迁条例的高度关注。法制办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制定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以取代原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于2010年1月29日正式公开征求民意。

 

在目前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突出强调政府是公共利益征收唯一的补偿主体,禁止开发商等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且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征收人搬迁。《条例》同时废除拆迁许可证,让政府对所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行为负责,强制拆迁与否由法院裁决,也在事实上取消了行政强拆。此外,为了进一步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促使政府做好群众工作,《条例》对征收过程中的程序和补偿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在评估机构、补偿形式、征收反馈等方面都给予被征收人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征收过程中,为自己发声。

 

拆迁条例不断完善,规范了执法行为;赔偿政策更加市场化人性化,已经足够让大部分的拆迁户满意。与此同时,杭州市政府和各拆迁部门开通了各种信息发布和反馈渠道,在拆迁的前期工作中投入更多的耐心和关怀。

 

五堡社区住户签约

 

江干区彭埠街道拆迁工作总指挥部,是为了实现今年“四社联动”征地拆迁目标专门成立的拆迁指挥中心,负责地区拆迁工作的一应事宜。曾经在指挥部工作过的小吴告诉我们,他们日常的工作,包括摸清拆迁户基本情况、陪同中介机构完成丈量、清退经营户合租房客、公布征迁政策的具体实施细则等等,直到这些程序完成,才能正式启动签约。

 

政策公布期和签约期,往往是矛盾最容易滋生的时期。小吴介绍说,公开发布的政策实施细则上,都会写明大中小户赔偿标准、腾空签约奖励、综合性补贴和拆迁货币安置价格,住户只要按照政策对号入座就能知道自己得到多少赔偿。但正因为每户人家的具体赔偿并不公开,许多住户内心存疑。“大家都想知道别人赔了多少钱,怕自己吃亏。要么私下里互相打探,要么就反复地跟我们确认。”

 

对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而迟迟不愿意签约的住户,她表示也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到底不是不愿意搬,但每个人都想比过去或者比别人多赔一点。我们只能按照规定办事,没办法满足所有的要求。”她和同事把长期摸索出的经验总结成一个套路:先搬出整体拆迁政策打消不合理的诉求,再列举配合拆迁工作能有哪些好处,最后展望一下拆迁后的美好未来。

 

对情绪的安抚和疏导是一方面,激励机制是另一方面,也是拆迁工作能顺利 推进的客观原因。彭埠街道下辖的五堡社区,签约顺序和之后回迁安置选房编号 顺序是挂钩的,这极大地调动了住户的积极性,是以开通签约的第一天,办公室 就挤满了人。而在杭州其他地区,也设置了房屋评估奖、征收签约奖、腾空房屋奖、未装修房屋奖等鼓励拆迁户们配合拆迁工作的奖励补贴政策。

 

由浅入深、由物质奖励到精神安抚的一系列措施,似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我们问及是否对拆迁补偿的过程满意时,虽然态度不一,但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肯定拆迁办和街道尊重他们自主自愿的决定,许多摩擦在沟通中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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