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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户们(五)
  • 2019-10-29 16:13:00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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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要速度也要温度


近年来,杭州城市化的脚步走得迅速又稳当:旧城区改造成果显著,沿江两岸发展突飞猛进,以主城为基础,钱塘江为轴心,跨江、沿江多核组团式布局,“一主三副六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逐渐形成。

 

而2016年修订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指出,到2020年前,市域常住人口规模预测将达1000万人,市域城镇化水平将达到84%;城市建设面积将增长30平方公里,用地增量优先向产业集聚区和民生设施倾斜;骨干交通网得到完善,规划10条轨道交通线路,总长超过400公里;高技术产业基地、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将成为杭州转型升级的目标。

 

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理事长王国平在2017年“中国PPP投资创新论坛”上提到,杭州在工业化发展上是先天不足的“四无城市”,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正是因为新世纪以来紧紧抓住城市化这一战略机遇:“以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杭州成为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集聚的‘洼地’,成为各方人才投资创业的‘天堂’。”

 

城市的转型和重新规划,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拆迁,日益深入杭州人的生活。而拆迁带来的影响,对一条街道、一片社区、一个村庄,都不止存在于当下。

拆迁户们在拆迁前后种种不合理或不适应的表现,不能用安土重迁一概而论。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反抗、逃避、服从、投机取巧、妥协、放纵,都是正常的应激反应。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拆迁”这个概念:它不仅要解决如何科学高效地为城市化建设腾出更多空间、如何保障原住民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等规划性问题,还应该赋予努力追上城市转型步伐的人们更多精神关怀。

 

小吴回忆道,拆迁指挥部中的各拆迁工作小组,在做完住户调查之后,会逐一走访管辖区内的困难拆迁户。这些拆迁户,因为年纪大、患病、家中遭难、没有收入等原因,集中在城市的棚户区里。自知经济条件堪忧,他们常常会忧虑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赔偿、在过渡期住在哪里、回迁分到的房子是不是会比别人差。她想起一位70岁的孤寡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靠着政府的养老补助过日子。当走访到老人家时,老人迟迟不肯签合同,拉着工作人员的手一个劲地问:“那我搬到哪里去呢?”“外面的人会愿意租房给老婆子住吗?”“拆迁后政府还给不给我发钱?”“我家里的东西怎么办?”小吴和同事耐心地将相关政策解释给老人听,之后又多次去看望老人、帮忙修理坏掉的家具,还为她争取来多项拆迁奖励金。小吴感慨道:“我们没办法改变什么,也解决不了她的很多问题,但只是陪着聊聊天,她就觉得很开心了。”

 

对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村民来说,村庄不仅仅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人类聚落方式,也能通过成员们共同生活分享着彼此的信息和情感,凝聚起只有彼此才能感同身受的文化圈子。而高层的、相互隔绝的城市住房,却讲究独立和隐私,不方便串门,也让很多搬到不同地方的人失去了联系。

 

尽管村子已经不在,但街道居委会紧接着填上了村民之间沟通的空白。每次居委会组织活动,王奶奶都积极参与。“别看我年纪大了,偶尔也喜欢凑凑热闹。”去年端午节比赛包粽子,她拿了第一名,拿着奖状跟老伴儿炫耀了好几天。王奶奶打心底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多一点,能让曾经朝夕相处的人重新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近况,谈论张家长李家短,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不管有意无意、不管形式如何,甚至不管是发自组织还是微小的个人,对拆迁户们精神上的抚慰和帮助,并没有阻挡拆迁任务的完成,反而给轰轰烈烈的大拆大建,增添了脉脉温情。它难以被量化分析,也通常不会被具体地记载进哪份文件,却始终被牢记在人们的心里。

 

拆迁前的合影

 

面对新生活,物质上的安置、心理上的调适、新社群的建立,总能通过时间来解决。但拆迁户暴富返贫的问题,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过去,政府曾试图用最直接的方式,避免拆迁户将拆迁获得的财富挥霍一空:仅发放一部分补偿款,剩余部分交由政府或国有企业代为保管和投资。例如,兴议社区是由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推进拆迁和建设安置房的。这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在相关领域十分有经验,对于如何引导和帮助拆迁户也有自己的办法。方文回忆,拆迁户要将一部分拆迁款交给城投公司,用作资金回笼和对公司项目的投资。这让很多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拆迁款的老年和中年拆迁户放下心来。

 

然而,这一做法也存在的明显缺陷:从现代法治社会的角度来看,拆迁户对于自身的合法财产,无论作何处理,都是自由自主的。挥霍补偿款的行为在道德上可以批评谴责,但在法律上,即便是政府也无权干涉。更何况,将财产交付给政府或第三方,还存在着投资失败、贪污腐败、去向不明等隐患。

 

因此,有专家认为,政府行为与私人财产之间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必须坚持‘盈亏自负’,政府可以提供一些理财建议,但中心思想还是要让老百姓自己管钱。

 

尽管不能简单以家长的心态越俎代庖,侵犯拆迁户的自由财产权,但制定和完善政策机制以引导拆迁户理性处理自身财产,依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2007年广东省制定实施的《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因为取得了极大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借鉴和落实。所谓的留用地,是指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后,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的一定比例,作为征地安置另行安排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生产的建设用地。

 

 

三堡在从村转变为社区的过程中,按照征收土地面积的10%保留了一定的留用地。这些土地经政府批准修建起了商铺和写字楼,出租给外来的企业和商家。何大叔说,社区不仅有居委会,还有董事会,管理集体资产、核算利润,定时召开股东大会。他很喜欢参加股东大会,因为每次都可以拿到上万元的分红,还能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只顾着自己过生活,有些人只有这种时候才能见上一面。”如果聊得不够尽兴,散会后居民们又都各自约着聚餐或者旅游,感情也重新深厚起来。这也许是当初决定把社区当企业来经营的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留用地制度起到了“授之以渔”的作用。这部分的土地原则上保留集体土地性质,但仅有使用权,任何主体不得随意买卖,并且严禁分配给村民。土地产生的收益则全部归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留用地的使用权可以以出让、转让、出租或作价入股、联营等形式用于商业和工业用地,在杭州城市化背景下,收益基本只涨不跌,让“农转非”居民充分享受了城市化带来的土地政策收入分配。

 

安置房政策也在房屋产权和使用权上做了“文章”。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因重大市政工程动迁居民而建造的安置房,房屋产权属于个人所有,但在取得所有权的5年之内不能上市交易。这也阻挡了部分拆迁户轻易买卖房屋、挥霍财产的脚步。


拆迁是城市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确妥当地处理拆迁前后居民的适应和安置问题,也是时代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课题。在取消“一锤子买卖”、“一次性买断”等补偿方式上,杭州政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如何将对拆迁户的精神关怀和理性引导覆盖到由拆到迁再到安置整个过程,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兼顾速度与温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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