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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年间经历两次疫情,我们是不是该改变点什么?
  • 2020-03-06 15:38:00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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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的SARS是吃果子狸的后果,17年后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蝙蝠闹的,17年来,人没管住自己的嘴巴,进一步说没处理好自己和动物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的行为不当所致。其实,行为不当的又何止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似乎应验了黑格尔说的那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这个世界上最疯狂的想法是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却希望不同的结果发生,那么,本次疫情后,我们是不是该长点记性?是不是该做点跟以前不同的事情?

 

(一)改改“吃相

记得2003年SARS疫情后的一个晚上,两个学生约我出去吃饭,杭州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我们坐在世贸酒店门前的广场上感慨。一学生说的一句话至今还记得:“这个非典过去后,一定要加倍吃回来!”果不其然,此后“吃”风依然不减。曾见两个部门领导斗酒到凌晨两点,服务员站在边上都打起了瞌睡,这两个老兄依然满嘴酒话历数自己曾经的辉煌战绩。其实我见过很多人真的是吃坏的,身体变形倒也罢了,吃出了肾病,喝出了心脏搭桥的,不在少数。

 

吃风不减的根源应该不在人要吃饭,而在“吃文化”。建立人际关系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就是请人吃饭,请得动人家出席是人家给了面子,酒精发生作用后很多话就比较好说,也比较容易联络感情。总的来说,多吃几场混个脸熟就有进入圈子的机会。不少单位的预算经费中有“招待费”一项,既然已经列支,不吃光岂不是经费“使用不当”?所以,吃风盛行的背后还有某种“制度化“因素在支撑。是不是需要检讨?

 

(二)学会“安静”

 

记得2017年,有一次给来自武汉干部做讲座,一开始我是非常谨慎地问了一句:“武汉和杭州相比谁大?”,坐在第一排的一个领导大声吼了我一句:“你讲这些干什么?武汉比上海还大,我武汉是大武汉你知不知道?当然比你杭州大啦!”吓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杭州行政区16596平方公里,武汉行政区8569平方公里,这些我大概是清楚的。2019年又有一次机会给武汉干部做讲座,说到“世界级滨水空间”话题,我大概是介绍了一下世界著名城市的滨水空间格局,也没怎么批评国内城市。课间,一个领导拿着手机给我看武汉城市滨水空间的视频,隐约有点气鼓鼓的说:“我们很好,我们不比发达国家差”。怎么办呢,我也只能说:“好好好,你们很好”。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广场舞这个东西,无论清早还是黑夜,总有那么一批性别一样、年龄差不多、着装和表情也差不多的人围着住宅区扭动着毫无美感的躯体,完全无视他人的存在,重复播放着高分贝的容易让人神经衰弱的单调旋律。我曾经以很正式的形式建议管理部门管一管由此产生的噪音扰民问题,否则会引起冲突,给我的答复是“存在就是合理,要多讲和谐、稳定”。大抵可以感受到广场舞的参与者除了休闲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的,这种表演是内心骚动的表现,谓之亢奋也不为过,而这种骚动,是无视行为边界,无视他人感受。

 

骚动、亢奋、无边界有潜在的自大心理和低水平认知,但又很容易蔓延。于此相映衬的是城市里动辄高喊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幅标语,时刻翘望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于是乎,自媒体也单一化为“震撼”、“震惊”、“刚刚”等“吓尿体”,于是乎一些部门觉得不时刻“创新”就浑身不对劲,没事也得找出事情来做,而且要留下痕迹让别人都看到,于是乎城市道路上也就都放上了隔离带、隔离墩,连样式都基本一致。

骚动、亢奋、无边界的行为甚至在疫情防控中都未见杜绝。大幅标语中的一些用词,恐吓、辱骂有之,如“无耻之辈”、“亡命之徒”、“互相残杀”、“自寻短见”、“断子绝孙”等,甚至存在违法词汇,如“阶级敌人”、“湖北回来的人都是定时炸弹”。我中华5000年文明,文化博大精深,泱泱大气,都被写这些标语文案的人丢到哪里去了?无怪乎,送一句“山川异域,日月同天”就激发了极大的文化认同感。

 

景象表征内在,“文如其人”。语义学揭示了符号或语言符号(语词、句子等表达式)与其所指对象关系,简而言之,语言和符号是制造这些语言和符号的人的心理、思想、逻辑及其背景的外在表现,二者不可分离,通过现象即可解构,再怎么掩饰也无济于事。学会好好说话,就等于要丰富内在、约束无边界行为,就等于内心安静,抑制骚动。我们能不能改掉连自己都厌恶的说话方式?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安静下来,安静的表现就是扎扎实实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每一次都能改变之前的错误,而不是一惊一乍、惟恐他人不知的自我表现,更不是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形式主义。

 

(三)回归“实事求是”

2003年非典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隐瞒真实信息造成了不堪后果,17年过去了,一些高喊“反思”的人并没真正反思,继续走在造假的道路上。从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最早发现病例一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揭开疫情真相这40余天时间,从武汉市、湖北省相关官员到国家卫生管理部门,非但未及时发出预警并采取果断措施,反而一再刻意隐瞒疫情,多次声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谎称“病情可防、可控”,令社会丧失警惕心,以至于错过最佳时机,蔓延的疫情使得传承数千年的春节风俗骤然暂停,数万人被病痛折磨,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创伤,且对全球多国造成外溢性影响。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全国警觉之时,湖北省、武汉市官方部门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举行“万家宴”和春晚,麻木不仁和粉饰之风可谓登峰造极。

 

本着对毛泽东、邓小平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认识,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9年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还专门聚焦讨论了这个议题。回顾4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求真务实,实现了大国重新崛起。然而成绩面前,一些人禁不住脱离实际的亢奋,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挥之不去,听不到百姓的呼声,也不问人民之心愿,更容不下不同声音。这是对“实事求是”的背离,终究要得教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要向“实事求是”回归。

 

四、呼唤“科学精神”

持续跟踪监测国内外各类媒体的反应,总体而言,与杭州有关的信息大多为肯定性评价。第一,行动及时迅速,措施得当有力。多方评价,认为国内做的最好的是河南、浙江(尤其是杭州)和山东,浙江在国内第一个把疾病防控等级列为一级,说明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位,政府重视。第二,政策张弛有度,城市包容淡定。1月25日上午,杭州市“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疫情通报(第1号):“1月24日晚10时许,TR188次航班从新加坡到达萧山机场。机上335名乘客中有武汉客人116名。这一信息发布后,全球瞩目,在如此严重的疫情环境中,杭州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赞誉尤佳。第三,信息及时,公开透明。市领导在屡次新闻发布会中的表现都得到肯定,被誉为是国内城市领导在媒体中的最好表现,尤其是以题板方式展示数据和信息,媒体认为是“心中有数,一清二楚”。李兰娟院士“当前发现病人不怕多,就怕漏”的表态被认为是“呈现了一种科学精神”。第四,辟谣及时。“辟谣”平台反应迅速,及时破除虚假信息,符合危机管理中“第一时间话语权”的科学准则。

 

反观湖北,疫情真相被揭开后,相关官员表现得荒腔走板、手足无措。口口声声承诺“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结果是医疗物资严重供应不足,防护用品频频告急,更有甚者,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居然对黄冈市疫情信息一问三不知,举世哗然。以至于到2月10日,黄冈通过地毯式排查还发现发热病人约13000人,更不要说统筹协调能力不足,许多措施缺乏周全考虑。相比之下,当浙江已经走上疫情基本稳定后的“复工”之路的时候,湖北才刚刚开始“封闭化”隔离措施。

 

浙江和杭州的表现,媒体总结为“社会治理水平国内领先”。先行必有先行之缘由,强化社会治理中的科学意识和技术创新是杭州这些年来的重要抓手,在数字经济第一城建设过程中,日积月累的科学意识和技术系统有效支持着本次疫情防控。浙江省政府启动一级响应的当天下午,就拿到所有酒店来自疫情始发城市入住人员的信息,当天晚上就采取了量体温、体温正常就地隔离14天、体温不正常医院隔离、监控等措施。大数据加网格化管理手段,精准排查。城市大脑迅速给出详细数据支持,包括:人员属性分析、重点场所统计、同行人员分析、出行方式分析、留杭人员落脚点分析、密切接触者线索分析、行为轨迹分析等,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五、重构“危机管理”

现代社会是个“风险社会”,风险结构不同于传统社会。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大大增强,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而在人为风险中,又要特别注意防范制度运转失灵的风险,即“制度化”风险。

 

本次疫情充分暴露了疾病防治体系的制度化缺陷。在防治疫情源头上,虽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现实中普遍存在执法不严、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卫生意识方面,为数不少的人,意识颇为落后、顽固,缺乏良好卫生习惯;物质保障上,医疗物资储备短缺,应急能力差;公共卫生管理体系不健全,一有疫情,公共卫生部门疲于应对。导致一直被诟病的“重医疗、轻预防”困境仍然没有得到逆转。而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数据支持、信息公告、应急管理机制和措施皆有值得深刻检讨之处。背后的根源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为的官员、自私自利的专家、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等,一系列制度性缺陷构成了潜在的社会风险。

 

要消除这些缺陷,首先应该真正学会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本次疫情所暴露的问题甚至比2003年非典(SARS)时更严重。试想一下,假若我们能真正吸取2003年的非典(SARS)教训,在本次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建立起现代化的疫情防控体系并具备完备的治理能力,疫情何至于现在这般严重?更进一步追问,过去几十年中国能创造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未曾有过的经济奇迹,足见其背后巨大的发展潜力,倘若中国有更加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又将会缔造出怎样夺目耀眼的成就?没有行动的反思是“伪反思”。通过本次疫情防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及时保留、收集、整理资料,做好档案管理,建立专门数据库,专门研究,可为未来提高疫情防控、公共危机处理和社会治理能力提供宝贵的参照系和决策依据。

 

要管控上述风险,须树立系统性思维。应清醒认识到我们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GDP居全球第二,但国家崛起的底层还比较薄弱。及早补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需要从法制保障、公民意识、物质保障、应急管理、责任追究等多方面系统梳理,重构管理体系。

 

六、善待“衣食父母”

 

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武汉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2月18日上午因染新冠肺炎去世,享年才51岁。他的妻子蔡利萍护士长跟他丈夫永别的场景:跟在车后撕心裂肺的一声哭……这场疫情,夺去了2000多同胞的生命,多少个家庭就这样破碎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悲剧,而不是别的!可惜这个世界无法假设,如果可以,假设没有这个病毒,假设这个病毒被发现后及时得到防控,再进一步假设早点告诉我们老百姓实际情况以便及早自我防御,情形何以至此?老百姓为这场悲剧已经付出太多太多,请善待这些善良的“衣食父母”,更不要把自己的成绩写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中国“加强对疫情的监测以及主动筛查”、“加强疫情应对措施,以遏制当前的疫情发展”,《国际卫生条例2005》明确规定在疾病控制的任何行动,要避免造成污名化或歧视。纵观各地的防控措施,我们发现有两个问题,除了宣传用词不当外,有一些地方的防控手段简单粗暴。如封门、截断道路等。更让人气愤的是,一些地方对不戴口罩的老百姓采取了极为不合适的措施,此类做法,非但起不到良好的防控效果,反而会引起反感,引发新的矛盾。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文明的发展趋势清晰可见,从“神本”(以神为本,泯灭人性)到“物本”(以物为本,人被物所“异化”),再到“人本”(以人为本,回归人性)。以人为本的本质即以“民”为本,这既是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落脚点。

 

我们坚信,以举国体制内在的社会动员能力,最终肯定能战胜疫情,这次危机也很快会成为以后的知识和记忆。加缪说,知识和记忆是“一场灾难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和经验”,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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