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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同体的重构”:对城市社会“终极实在”的追寻
  • 2015-01-30 14:45:00 来源: 作者:杨建华、姜方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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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杭州对社会复合主体的积极建构无疑是城市新型共同体建设的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风景。它既是后单位制时代人们对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创新,更是在新型城市共同体建构方面的一次有益探索,具体到杭州的发展实际,它则是一种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关于“终极实在”的思考,关涉到了社会生活的根本理念、意义、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学价值。

  一、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是一种单向垂直型的等级化运作方式:党政界与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之间处于一种单线联系,且彼此分立,缺乏有效的常规化互动机制。    然而,在社会复合主体的建构过程中,“党政界”以城市发展的公共性议题为引导,通过大跨度的和深度的社会协作,使“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领域的社会主体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在一个大的范围中形成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机制,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

  1、在结构形式和运作机制上,社会复合主体展现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伙伴的互动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市化可以说是人类运用理性手段实施“社会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的过程,而社会复合主体无疑是为完成这一工程的有益探索,充分体现了追求“善治”的胆识与智慧。从组织结构方面看,社会复合主体是由复杂多样的结构要素主动关联形成的,构成的是一个多元主体平等合作的社会体系。在这一体系内,“主配角是不凝固的,既没有绝对的主角,也没有绝对的配角,两者可以相互转换,在这个项目、活动中唱主角,在另一个项目、活动中就可能当配角;在这条工作链上是牵头人、主持人,在另一条工作链上可能就是合作者、协助人。”因此,在社会复合主体内,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系统三者处于同一交互平面上,在身份上彼此互不隶属,在具体事务上分工协调,合力推动了某一社会性项目的发展。

  另外,从运作机制上看,社会复合主体生产或提供了实现“资源共享”的社会网络,同样体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互惠互利的平等合作关系。实践表明,党政部门通过社会复合主体这一平台调动了社会主体参与各类社会事业的积极性,解决了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力所不逮的难题。而作为社会领域的各类企业组织、行业协会、社会个体,也经由这一平台得到了获致个体利益、实现自我发展的诸多社会机会、社会资源。正是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机制下,城市社会事业得以不断推进。

  2、在社会复合主体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政府发挥行政协调与社会动员相结合的角色功能

  社会关系的网络是由社会角色编织而成的,而社会角色的确定和有效扮演则取决于社会主体对其角色的领悟程度。如前所述,日益严峻的发展态势让“党政界”深切体会到“善治”对于“统治”的比较优势,而这种发展观念又深刻影响到政府在具体工作中的角色功能。

  与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相比,社会复合主体运行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角色转变得十分显著。一方面,由“党政界”为统领的垂直管理模式向以“社会工程”为中心的网络治理模式转变,侧重发挥行政协调功能。例如,为了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杭州专门成立了社会复合主体工作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其职责是组织开展对社会复合主体的认定和评价工作。在认定和评价过程中,“办公室”主要负责文件通知、信息沟通、组织协调等服务性工作,而认定与评价的组织成员中主要来自知识界、行业界和媒体界的专业人士。政府虽然也鼓励党政人员在社会复合主体中兼职、挂职,但同时又明确规定其职责并非是以“行政命令”去指挥各参与主体,而是通过搭建平台发挥引导功能。

  另一方面,积极传承中国式社会动员模式中的积极因素,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社会事业的积极性。这主要体现在党政部门十分注重新闻媒体和民间团体在信息发布、规则制定、舆论引导、民情沟通等领域的整合功能。例如,杭州通过发展由广播电视、宽带网络等现代媒体构织而成的立体型、综合型、自动化“96345信息服务化统一平台”,将市民与政府、媒体、企业、协会等部门有机联系起来,在信息交流、争端解决等诸多问题上都能实现沟通便捷、广泛覆盖、多方参与的效果,对社会问题的及时发现、多元利益的合理协调、各种力量的高效调动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社会复合主体的组织框架下,“社会工程”是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的共同目标指向、中心所在,各界分工合作、互惠互利,发挥着相互有别同时又不可或缺的角色功能:或是引导、协调的角色功能,或是创业、经营的角色功能,或是研究、设计的角色功能,抑或是宣传、制作的角色功能,各种功能既彼此融合,又相互补充。由此,“四界联动”也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网络化的交互格局。

  二、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化与社会化的融合

  共同体化与社会化是韦伯提出的两个概念。在韦伯看来,共同体化是指一种在主观上感觉到参加者们(情绪上或者传统上)的共同属性上的团体。它可以建立在任何方式的情绪或感情的基础上,但也可以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社会化则是指社会行为的调节是建立在以理性(价值或目的合乎理性)为动机的利益的平衡或者同样动机上的利益结合之上的团体。纵观韦伯的社会思想,共同体化与社会化是截然分立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去情感和传统的“社会化”过程。然而,社会复合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共同体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对立性,实现了两者的融合和统一,是中国特色的城市新型共同体。

  1、社会复合主体是社会主体主动关联而成的地域共同体,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影响力。

  一方面,社会复合主体的主动关联形成了较强的社会内聚力。杭州社会复合主体是在社会各界主动关联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汇聚了多元主体的智慧和力量。它在架构上呈现多层联结、纵横交错、条块互渗的网络状,形成既发挥分层活力、又注重整合运作的有机体;在成分上由党政界、行业企业界、知识界和媒体界联动运行,彼此关联、互为支撑,使“我们”的群属认同较为强烈。另一方面,社会复合主体以社会公益为发展导向,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社会复合主体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通过开创多样的创造和发展空间,推进杭州城市社会发展。这不仅有制度规范可循,而且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我们也能切身感受其公益属性。如属于行业联盟组织的丝绸•女装行业联盟、茶行业联盟、杭州美食行业联盟,属于项目推进组织的西湖综合保护复合主体、运河综合保护复合主体、大良渚遗址综合保护复合主体,属于市校联盟组织的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联盟、杭州市与中国美院战略联盟。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复合主体的发展和运作,给广大杭州市民在交通通讯、环境卫生、创业就业、生活消费等方面带来了真正的便利、实惠,大大提升了杭州这座城市的生活品质。

  综观杭州现有的各类社会复合主体,不管它是冠以“××联盟”、“××网群”、“××中心”、“××战略合作委员会”的名称,还是属于行业联盟组织、项目推进组织和市校知识联盟组织的组织类型,都建基于对杭州地方性资源的运用,具有较强的社会内聚力和影响力。

  2、社会复合主体是新型的利益共同体,具有鲜明的开放特质和契约属性。

  相比于与传统类型的共同体,社会复合主体组织机构有着鲜明的开放特质。在社会学研究中,村落常常被当作是传统共同体的典型,而自给自足其鲜明的人文特色。在那里,“村民不仅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而且生活在一个道义的世界”,他们行为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取物质利益,而且希望获得价值收益。在自主生产价值能力较强的村庄里,村民生活的面向是朝内的,并养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高效的政治运动构造的总体性社会,也具有鲜明的共同体色彩,社会个体的行动自由和活动空间都依赖特定的“单位”。但无论是村落共同体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还是单位共同体中刚性的组织结构,其结构特性是一致的,即封闭性。在村里共同体中,村民不愿到处流动,而在单位共同体中,成员则不能随意流动。而社会复合主体多层联结、纵横交错、条块互渗的网络结构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可以说任何个体、群体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其中,在社会复合主体扮演某种角色。

  在联结纽带方面,社会复合主体丰富的创新意蕴,也是传统类型的共同体难以企及的。在村落共同体中,血缘、地缘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联结纽带,乡风民俗、村规民约是其成员的共同规范,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在总体性社会中,“单位”是人们能够借以接近和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唯一通道,离开这一通道,个人将会丧失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些共同体类型联结纽带的韧性依附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格局。在乡土社会中,那些最为重要的资源是根据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来配置的;在总体性社会里,国家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的重要的稀缺资源,并通过“单位”实行再分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稀缺资源配置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不管这些共同体原先的联系纽带是如何的强劲,也终将抵不过社会变迁洪流的侵蚀。正如鲍曼所指出的,“集体用以把它们的成员联接在一个共同的历史、习俗、语言或教育中的铠甲,正在逐年地变得越来越破旧不堪。”只有顺应时代、适时革新,才有生命活力。杭州社会复合主体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紧跟时代的发展节拍,将现代信息技术、先进发展理念充分糅合其中,通过网络平台技术的合理运用和地方人文资源的现代更新,使自身变成了一个地方特色的“脱域的共同体”(disembodied community)。在这一共同体内,作为能动的行动者,社会个体必然有着相异的利益诉求。在各自角色功能能够互补基础上,他们借助便利的互动平台,在共同的规则指引下下建立其理性的契约关系。实践经验表明,许多处于不同时空结构中的社会个体,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并实现了各自的既定利益目标,正是得益于社会复合主体这一互动平台。

  由此可见,社会复合主体以构筑“社会工程”为己任,既非单纯基于血缘纽带或地缘空间的联系而形成的共同体,亦非仅仅因共同利益、共同信仰和情感而构成,而是一个营造出良好的生活空间和精神家园的过程。它不是将各种资源要素简单聚合的结果,而是通过一定的平台、机制将时代特性与地方特色、传统资源与现代元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组织结构创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共同体。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杨建华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研究员;姜方炳系杭州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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