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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是一种思想解放和社会重建
  • 2014-05-29 14:13:00 来源: 作者: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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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三次出席以社会建设、以“我们”为主题的论坛。非常感谢杭州市委市政府一直关注社会建设,而且推进社会建设思想理论层面的讨论。最近这两年我十分关注社会管理创新问题,而十八大也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非常重要的主题。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使用新的概念——社会管理创新。十八大报告中换了一个视角称为“加强社会建设”。同样是社会管理创新,但是把社会建设作为重心,通过创新管理来加强社会建设,我觉得这与我的研究和关注点非常接近。

  我认为目前全国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主要是既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也包含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在党委领导下做出一些探索和创新,努力建构新体制。比如说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机构,有的是社工委体制,有的是群众工作部的体制,有的是通过组织部进行管理创新。第二个层面是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落到实处就是社会建设层面的问题。杭州搭建了很多协商对话的平台,实际上是在推动社会重建和社会重构。30多年前,潘晓提出了“我”的社会重建的概念,但是有很多问题。现在杭州提出新的概念 “我们”,这个概念从公民的角度介入。潘晓提出的“我”实际上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他在整个社会唤起了一种新的力量,以“我”为核心的力量。现在提“我们”的概念也是一种新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但是“我们”目前还是缺少共识。“我们”这个概念在思想层面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真的有共存的基础吗?我们接下来有什么东西可以实现共享? 

  目前基层地方政府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建设,特别是在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同方面。我在前期的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的探索结合了自己的特色,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探索可以看到两种问题的转换逻辑。在面对社会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或者社会管理创新的政治性、社会性问题的时候,这两种问题转换逻辑我把它叫做两种智慧。

  第一种智慧是把维稳问题法治化,把法治问题治理化。维稳问题无论地方还是中央都是社会问题的起因,是一个压力。如果在传统社会中很容易被政治化,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法治来面对和解决可能政治化的问题,再把法治问题治理化,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党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第二种智慧是把政治问题体制化,体制问题社会化。政治问题可以理解为党治问题,是以党为核心来统合社会的模式。这种问题在现实中怎么处理?往上走就转化成政治问题,就是拥护党还是反对党的问题。往下走是社会化,通过社会机制和体制来解决,再继续转化成为社会建设的问题。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广东乌坎。乌坎问题解决的经验是什么?其中一个,是实现了维稳问题法治化、法治问题治理化这样一种转换。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土地纠纷引起上访,继而引发警民冲突。这个问题的处理有很多选择,有一段时间比较主流的选择是把它区分成“我”和“你”,“我”和“敌人”之间的冲突。即有一部分是敌对势力,有一部分是反对势力。怎么处理它?我觉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传统的政治性处理方法,最后的结果就是冲突流血。乌坎当然也流血了,但是乌坎最后的解决是比较满意的解决,是最低限度的流血。

  汪洋书记在两会期间讲到乌坎的时候,讲得非常经典,说其实我们处理乌坎事件时没有多少创新,只是把法律和制度规定的东西落到了实处,把应该做的做了,把应该落实的落实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我们原来不是没有法律,我们有法律,但没有落实,现在把它落到实处,落到法治平台上来。

  第二个方面是进行充分的交流、沟通和协商。乌坎的沟通渠道不仅来自于政府,还来自于媒体,来自于民间,来自于村民。乌坎问题为什么能够和平解决?我的一个基本解释:乌坎有很多的“管道”、“通气阀”,所以这个气球涨得再大也不会爆炸,有许多“通气阀”在发挥作用,所以对解决其他群体性事件有很大的启发。解决群体性事件要找到“通气阀”,找到各种可能的渠道和机制。乌坎的经验是:只要党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人民群众就会坚决拥护党。

  乌坎对于执政者和治理者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传统的看法是一定要有敌我,一定要有阶级。在乌坎事件处理中,汪洋的表态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群众这边,而不是违法分子那边,坚持用法的概念来替代敌我之分,公民中只有违法和守法,不存在敌和我。这是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转化。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巫溪。巫溪县是重庆的一个贫困县,在重庆的东北部。巫溪不仅经济落后,社会问题也多。大约从4年前开始,巫溪尝试开展“乐和家园”建设。这里有一种问题转换逻辑:原来是党治问题,干群矛盾尖锐,上访问题突出,老百姓对基层政权可以说到了仇恨的地步。这样一种格局下,怎么改变这个关系?巫溪首先是转换成体制的问题,把以前的上访变成下访,由书记牵头成立“群众工作部”,建立网格化服务的体制。

  巫溪的网格化与其他地区的网格化不同。要求县直单位服务到村,利用手中资源甚至每个人捐出的东西,为村民提供服务,落实到村,服务到村,建立一系列的体制建设来化解政治上的危机和冲突。体制的背后其实尝试了一种社会建设,这种社会建设他们叫做“乐和家园”。“乐和家园”核心是让老百姓自己进行自己的社区建设。他们成立了乐和协会,联络了著名的环保组织“地球村”,由“地球村”在当地进行培训、动员、组织、协调,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老百姓对自己家园的认同和参与,包括文化上的回归和互动。也建立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对话沟通平台,从而把党治问题体制化,把体制问题社会化,通过社会建设来恢复当地老百姓对于共产党的信心。这个案例让我们认识到:一定要相信群众有能力建设自己的美好社会,即使是在贫困地区和矛盾尖锐的地方。

  这两个案例也许在中国还是个案,但我感觉实际上找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通过社会协调,把政治问题、维稳问题转换成治理问题,通过社会协商来发育公共领域,通过发育公共领域来探索公民社会的建设。另外一种途径是通过社会建设找到社会主体,这个主体就是社会组织,是老百姓自己的组织,通过这种社会组织来发育公民社会。

  我还是愿意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社会有机体;二是在社会有机体上形成价值体系,我们称之为“美好社会”的价值体系。包括杭州“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概念、幸福广东的概念等;三是公共协商体系,在公共领域中,公民之间通过协商对话,形成力量去影响公共过程,同时制衡市场力量,这是公民社会的主体。

  在公民社会建设中,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谁是公民社会的主体?我的理解是,从党委领导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从顶层设计上为公民社会提供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推动法治国家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从政府的角度,是为公民社会提供制度支撑;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为公民社会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这样一个社会体系建设的主体其实不是党,不是政府,也不是市场,而是社会组织和构成社会组织参与主体的公民。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以“我们”为核心的新的社会系统才能重新建构起来。我想杭州的实践,就是一种探索以“我们”为核心的公民社会重建的过程。

  (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2011生活与发展国际论坛上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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